六是政党违宪行为的审查与制裁，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对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之职，使执政党与参政党既有权利赋予又有义务约束，同时还有可诉的责任追究机制。

规则、法律和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人类的观念的产物，自然也反映着不同社群的人们对墙之意义的认识和持守。稳定性强，它一旦形成，即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

在17世纪，普通法作为反对不可一世的国王的专制统治和保障民众个人自由的堡垒，在由普通法法律家坚定团体组成的议会手中成为了强有力的斗争武器。原则就是一种根本规范或基础规范，其在一国法律体系或法律部门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为一国法律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它寄托了法律的总体精神和根本价值。这种法律学就不能具有为后世比较进步的概念所能适合的骨架。在社会秩序混乱，特别是战争的状态下，已有的法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甚至完全失效，那是一种没有法律、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状态。只有意识到围墙之危害的类群，才会主动打通墙体，寻找通往更大的自由空间的道路，在与其他类群交往的过程中求得安身立命。

各种原则是法律工作者将司法经验组织起来的产品，他们将各种案件加以区别，并在区分的后面定上一条原则，以及将某一领域内长期发展起来的判决经验进行比较，为了便于论证，或者把某些案件归之于一个总的出发点，而把其他一些案件归之于某个其他出发点，或者找出一个适用于整个领域的更能包括一切的出发点。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基本原则可以处理。注重适用简单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于法的安定性和统一性有重要意义，解释方法越简单，越易于为解释者所接受和掌握。

通过对这些相近概念的辨析，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法律解释规则的概念。然而，在新近的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引进解释、论辩、论证等修辞手段以后，法律出现了更多的意义，从而使得法律的范围显得漫无边际。为克服形式法治的弊端，同时发挥实质法治的优点，早期的很多学者主张松动法律的严格性，尽力挖掘法律的可能意义，在捍卫法治的基础上对法律的意义进行扩容。所谓技巧就是一切能解决问题、适合达到目的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在法治社会中离不开对规则的恰当运用。

这不利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不是对事物的认识论范畴，而是对法律如何运用的开放性方法论。

辩证地看待法律，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可接受性或者说欺骗性。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20]我们有没有勇气像当年改变计划经济体制那样，把法治贯彻到底。离开法治的实用主义路径，即使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也难以解决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法律方法论并不完全是为直接指导司法实践而进行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为提升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而展开的关于法律思维规则的训练。这种两分法导致了法治之法的相对性。从当前的法律多数是移植于西方的现实来看，很多法律确实与传统有隔阂，要求来自于西方的法律应该符合中国实际的想法很容易在思维中占据上风。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拼命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点甚至还影响到了治国理念和方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各项事业。

我们深知，在任何情况下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选择都不可能离开意识形态，但我们必须清楚法治对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在法治思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把法治的命运交给民主、民意，法治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反而会陷入混乱之中。

没有这种能力，文明的管理方式难以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古代哲学进入到认识论以后就停止了脚步。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行法律是中国面临大动乱的根本原因。为了维护法治只能是对一些解释方法优先使用，但这些优先使用的规则，也可能会因为对法治有不同的理解而出现不同的优位。[28]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形式法治及其思维规律的追寻，因为这是能够接近法治实现的唯一途径。[43]对于呆板的人来说，法律规则好像只有一种，但对于糊涂的人来说，法律规则又好像是一个迷宫。正是由于对于人性恶以及市场毒性的清醒认识，西方人才努力给市场经济戴上两个笼头：信仰和法治。（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区分出现相互矛盾的思维规则 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研究，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清晰了法治的内涵，但同时也给法治思维带来了混乱。

我们的研究发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克制主义，另一种是能动主乂。[29]反而规范和程序性的法律对权力的形式是一个有效的限制，不灵活对待法律，权力范围就会缩小。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法律运用规则的研究阶段，主要研究各种法律思维规则，包括法律发现的规则、法律解释的规则，法律论辩、论证的规则、法律修辞规则等。卢埃林说：我厌恶和憎恨依赖像布麻袋或者其他诸如稻草人服装那样的问题情景类型下的法律规则，我也讨厌和憎恶诸如笨头笨脑地摸索该规则的做法，以及讨厌和憎恶诸如把规则的理由和目标笼罩在揣测之中的做法。

原本形式法治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设置了法律规则与程序，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和保护资本的权力。尽管法律解释规则与法律规则联系密切，但是我们需要清楚法律规则与法律解释规则的区别。

因为，一般法律原则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能构成独立的法源形式，存在着比一般法律规范更大的不确定性。最近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标志法治的进步，是对各种抱怨的对策性回应。[11]法学上的形式与实质与哲学有着不同的内容，哲学上的形式与实质是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而法学上的形式和实质则以是否遵守明确的法律为判断标准。一般法律原则不是规范而是规范的原则，它从法律及伦理中得来，它可以作为判断个别法律规范的评价、它并非创造性的，乃是形成具有确保法律存续作用的正义要求。

所以，只会巧妙地在案件中通过选择适用，废止、修正法律。虽然法治是以简单的规则和程序调整社会，但简单的规则与程序的运用是复杂的，对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实践已经证明，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没有形式法治的保障，许多基于实质考虑的权力、权利、正义、自由、民主等都变成了虚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明确、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这是一种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想法，放弃了法治理想。

同时两种法治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一种是从法律文本中寻求法内的意义严格解释方法，包括法律发现、文义解释、体系解释、语法解释、历史解释等。换句话说，用松动法律的方式使法律适应社会，而不是把法律的意义绝对化。

然而这样的话，法律解释规则的研究似乎就没有了意义。[17]狭义的法律解释规则是在制度上没有完整的规定，但是对法律解释活动有指导意义的思维规则。然而，法律解释的原则与法律解释的规则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它的含义与相关的用语或措辞之最为合理之意义不一致，则不予适用。

加上法治意识形态还没有达到细腻的程度，法治建设对法律解释规则的需求不是很旺盛。[32]当然，对这一法律解释的位序规则不能机械地执行，否则，难免出现削足适履之蔽。

英国大法官所著的《法治》一书中这样表述亚里斯多德的法治定义：有法律来统治胜于某人之治，因此，甚至是法律的护卫者也遵守法律而行事。正是一些看似简单的规则，把人的思想和行为，思维方式和政治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这种整体辩证的理论支配下，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经验始终左右着法律人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始终难以进入对思维规则的运用研究。[25]但在中国，轻视形式逻辑，强调辩证法，强调在社会整体、规则体系中理解法律，对法律规则采取比较灵活的解释。